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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受贿数额的认定

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各名被告人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数额量刑。对于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按照个人所得数额量刑。

【案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陶某、蔡某。

20095月至20123月,被告人陶某、蔡某分别担任上海市崇明县中兴镇富圩村党支部书记、富圩村村委会主任。其间,陶某、蔡某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修建该村进宅路过程中,向工程承包者刘某索取工程利润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05,000元,其中陶某、蔡某各得35,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20099月,村委会决定在2009年内实施富圩村进宅路工程,并决定该工程由青鸿公司承建。后被告人陶某、蔡某将该村进宅路混凝土路面工程发包给刘某时起意从中索取好处费,并以合伙做生意为名要求刘某仅从该工程人工费中获取利润,该工程在扣除人工费、材料成本费等费用后的盈利部分归陶某、蔡某以及欲承包该项工程的村民印某所有。为能承包到该项工程,刘某予以同意。同年115日,村委会与刘某挂靠的青鸿公司签订路面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富圩村二十六条进宅路混凝土路面工程由青鸿公司承建,工程总价为716,040元。嗣后,由刘某承建该项工程。施工期间,上述工程所需施工人员、设备、材料和施工进度等工作均由刘某承担,陶某、蔡某未参与该工程建设。2010115,上述进宅路工程验收合格。同年210日,村委会将进宅路工程款716,040元汇入青鸿公司账户。次日,青鸿公司又将该笔工程款转至蔡某个人农业银行卡内。蔡某提取现金后,除支付刘某人工费和工程材料费外,共结余140,000元。在结账时,刘某提出因其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返工情况故要求陶某、蔡某增加利润,二名被告人予以同意,并从盈利的140,000元中付给刘某35,000元;尚余工程利润105,000元由陶某、蔡某、印某平分,三人各分得35,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陶某、蔡某行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蔡某的辩护人认为,蔡某的受贿金额应为35,000元,理由是:刘某事前知晓将进宅路工程利润分配给案外人印某并对此予以同意,且印某在进宅路工程建设中从事了购买、签收材料和看管水泥等工作,故印某所得35,000元不应计入二名被告人受贿数额。另外,虽然二名被告人都收受了刘某贿赂,但二名被告人分别仅收受了35,000元,犯罪数额应当依照个人分得数额计算,故被告人蔡某的受贿金额应为35,000元。

【审判】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陶某、蔡某在分别担任崇明县中兴镇富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利用其对村内自治事务即富圩村进宅路工程具有发包权的职务便利,索取贿赂105,000元,属数额巨大,上述二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被告人蔡某的辩护人提出蔡某的受贿数额应当按照其实际分得的35,000元予以认定的意见。该院认为,陶某、蔡某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向刘某索取贿赂105,000元,系共同索贿,二名被告人的受贿犯罪数额应以其二人共同参与的受贿犯罪总额105,000元认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陶某、蔡某具有自首情节,且已经退出非法所得,可减轻处罚。据此,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陶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扣押在案的人民币十万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二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各名被告人应当以共同参与的受贿犯罪总额还是应当以个人实际所得数额定罪处罚?这一问题是本案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所在。

关于这一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以下简称《解读》)给出了答案: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各名被告人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数额量刑;作为例外,对于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受贿共犯,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按照其个人所得数额处罚。对于《解读》,本文认为,必须首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解读》的适用效力问题,即能否直接适用于个案;二是关于共同受贿案件的研究意见能否适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就某一争议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属于对请示单位的批复,虽不具有与司法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制定的相关指导意见同等的效力,但该类研究意见解读具有逻辑清晰、说理透彻的特点,并能对争议问题给出较为明确的倾向性意见,便于实务部门的理解与适用,因此在实践中被广泛参照适用。关于第二个问题,《解读》虽仅对共同“受贿”案件受贿数额问题进行了说明,但是该研究意见的基本精神和法理依据并不受受贿行为人主体身份的影响,《解读》中“受贿”完全可做适当的扩张解释,即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件中关于受贿数额的问题也可以参照该《解读》精神加以适用,因此《解读》可以作为本案法官评判控辩双方争议焦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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